广东油气商会
现在是会员单位统一缴费时间,年度会员费收费标准会员费缴纳请查首页图片点击,详情咨询曾小姐,电话020-83350815,E-mail:wing@gdoilgas.com
2017年09月25日 星期一
首页 >  原油/轻质油  > 国内信息
帐号: 密码:

张国宝忆西气东输工程

2015-01-15 编辑:大明 ★收藏


2014年12月30日,西气东输一线迎来正式商运十周年纪念日。这条被称为“能源大动脉”的管道,项目构思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甚至更早的时候──目标是要将“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天然气,送到中国经济的心脏部位。管道全长约4200公里,年输气量120亿立方米,投资规模达到1400多亿元,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最重要的能源项目之一。


而十多年前的中国天然气市场,无异于刚出生的婴儿。2000年,中国国内天然气产量仅为272亿立方米,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不过3%,全国的高压管道不过2万公里,大部分为连接单一气田与单一用户而建。在这样稚嫩的上下游条件下,建设一条世界级别的长输管线,其挑战空前,质疑之声自然不会少。


十多年后的今天,曾经的质疑都已烟消云散。


一生万物。 


“西一线”之后,二线、三线、四线纷纷上马,中亚、缅甸天然气通过跨境管道进入中国,中俄天然气管道也在今年一锤定音。在国务院最新发布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中,计划五年后天然气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将达到10%。


更重要的是,“西气东输工程的决策和实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精神财富。重大工程的规划建设需要胆略和战略眼光,要有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要有‘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气概。”本刊专访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国家西气东输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张国宝,独家呈现十五年前“浓墨重彩”的西气东输工程决策始末。


“在地图上划一条直线”

eo:在西气东输工程之前,中国对于天然气的开发和利用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西气东输工程之后,天然气上游开发和下游市场开始加速发展。这样大的管道工程从无到有,其构想最初源于何处?

张国宝:西气东输最早可以追溯到国家“八五”和“九五”计划期间(1990~2000年),最主要是在1995年前后。


我们都知道,我国在1963年建成大庆油田,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大庆会战后,不少地质学家又提出,最有可能发现大油田的地方是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当时对塔里木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甚至有人乐观地认为,中国“又发现了一个沙特”,因此当时在全国调了2万多名石油工人去搞塔里木大会战。多年的勘探开发确实带来了一些发现,但比原来的期望值差得较远。


不过,在钻探过程中有不少伴生气冒了出来。由于当时的目标主要是开采油,对于天然气既没有采集和回注装置,也没有管网建设,因此只有放空点火烧掉。不少去过塔里木参观的人,看到沙漠里“点天灯”的现象,都觉得颇为可惜。有人提出,可以把天然气作为化肥原料利用起来。九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化肥还依赖进口,而农业发展又急需化肥,因此国家提出搞“大化肥”项目的设想。


当时,除了新疆塔里木的伴生气,海南的莺歌海也发现了气田,所以国家提出,以莺歌海和塔里木的天然气为原料,在海南和塔里木各建三套大化肥项目的设想。不过,集中兴建三套大化肥的计划最后并没有彻底实现:在海南,之前有一套海南富岛化肥,之后中海油在海南东方市紧临富岛化肥又新建了一套大化肥,老一套加上新的一套,后来合并成中海油的富岛化肥厂;在新疆南部泽普新建了一套20万吨的化肥厂,乌鲁木齐石化则建有30万吨合成氨和52万吨尿素装置。两地都没有实现新建三套大化肥的计划,塔里木盆地伴生气没有利用的现象仍然存在。


正因如此,早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石油就有提议认为可以将这些天然气收集起来,通过管道外送。中石油副总经理史兴权当时就曾提出设想,说可以在地图上划一条直线,将天然气从新疆送到上海。大体上就是现在西气东输一线的走向。


“最后还是觉得,西气东输是可行的”

eo:“划一条直线”的构想是怎样正式上升为一个国家大项目的?

张国宝:到了1999年末、2000年初,时任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去了一趟塔里木,回来后给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交了一份报告,大意是塔里木盆地有不少伴生气,放空烧掉很可惜,而上海是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但亟缺能源,盛华仁提议,可以建设年输送能力在200亿立方米左右的管道项目,将气从塔里木外送到上海。


盛华仁的设想当然最初是中石油在塔里木的工作人员向他汇报工作时候提出的。当时塔里木油田的总经理是现任中石油集团总经理廖永远,他的性格比较有激情。具体是谁做了汇报我不清楚,但我猜测应该是廖永远主导了汇报工作,向盛华仁提出了塔里木盆地天然气外送的设想。


收到盛华仁的报告以后,朱镕基总理觉得颇为振奋。我在朱镕基领导下工作多年的观察是,他不仅在宏观经济上很有造诣,对重大工程的布局也很有激情,包括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和青藏铁路在内的几个大型工程,都是在他主政期间决定的。因此,听到这个提议后,朱镕基对西气东输设想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让主管这块工作的国家计委研究项目的可能性。


那时,我已经出任国家计委的副主任,刚好分管这块工作。当时国家计委设有基础产业司分管能源交通工作,分管司长是徐锭明,负责具体工作的还有胡卫平。所以主要负责西气东输论证工作的就是我、徐锭明和胡卫平等人。当时我们在内心里都很支持建设这项工程,如果不搞西气东输,继续兴建“大化肥”项目的话,还需要解决运输问题,那还不如推动天然气管道建设,还能推动全国天然气的布局。


eo:当时国内天然气行业还只是初生,上游勘探开发也不明确,也并不存在下游天然气市场。您要负责具体管道工作的论证,会不会有很多的担忧?

张国宝:担忧是自然的。就像你问的问题一样:到底上游天然气的储量和可能的产量有多少?当时没有确切的数量概念。如果建设了管网却没有气供应,怎么交待?如果要外送天然气,这么长距离,经济上到底划不划算?新疆到上海四千公里,这种距离的管线在世界上也算是长的,更别说我国此前从未建过这样的管道。如果建成之后没有效益怎么办?如果工程建设到一半,忽然证实产量没有那么大,又该如何面对投资……未知的问题有很多,所以当时对要不要搞西气东输,心里没有底。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究竟是应该优先开展西气东输,还是寄希望于东海的天然气资源,优先开发东海?此前,地质部的勘探队伍一直在研究东海的油气资源情况,他们已经发现了平湖气田。后来地质部进行了改革,负责勘探的队伍成为后来的新星石油公司,而负责平湖开采的就是新星公司。2000年开始提出西气东输工程的时候,平湖已经有4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产量,就近供应上海。


不过,上海能源缺口很大,东海的4亿立方米天然气并不算多。


在发现平湖气田之前,城市管道都是用煤制成合成的“煤气”来供应,但这并不是我们现在的煤制气,这种煤气含有氢气、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的成分。当时在中国,多数人还在烧蜂窝煤,条件好的家庭能够买到液化气罐,烧的是液化石油气(LPG);而凡是有管道气供应的城市,大多数是用合成气。上海市在当时已经有管道气了,吴泾是化工产业集中的区域,“煤气”就是在这里生产的。平湖气田发现以后,东海产的4亿立方米天然气和煤气混在一起出售给老百姓,管道气的热值得到了提高。


但整体上来看,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缺乏能源,依然需要更多的天然气供应。当时并没有液化天然气(LNG)的概念,东海天然气储量也并不确定,所以最后还是觉得,西气东输是可行的。


“张国宝说对了,没有说错”

eo:这样巨大的管道工程要求巨额的投资,当时中石油对于摆在面前的这个大工程的态度如何?最后的决策怎么拍板的?

张国宝:中石油的态度非常积极。在一线,廖永远一直都在积极力推西气东输的构想;而在中石油集团公司层面,时任中石油董事长马富才和总经理黄炎、副总经理史兴权也都非常支持。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中石油的积极性,光有政府积极性肯定是干不成的。所以,当时政府和企业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当这个构想酝酿了一段时间以后,2000年2月14日,朱镕基召开了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讨论西气东输工程,由国家计委负责汇报,具体的汇报人就是我。


我去汇报时带上了东海的地图,汇报时开始先讲东海天然气的开发情况──这并不是当时要求汇报的内容。朱镕基就打断我的话说:国宝同志,我让你汇报西气东输,你怎么讲东海?我回答说:总理,东海和上海比邻,新疆则距上海4000多公里远,如果我们不把东海目前的开发情况汇报清楚,恐怕后人会质疑我们为何舍近求远,所以这是汇报西气东输时需要回答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


朱镕基听完后表示赞同,让我继续先汇报东海的情况。当时,对东海的资源量还属于推测,只有平湖一小块地方在产气。我的汇报认为,要是把宝押在东海上,不确定性太大,也不知道何时能向上海供气。


讲到这里时朱镕基又打断了我,问道:上海的气多少钱一立方米?


我马上就回答:“1.56元。”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人应该很难回答出来。说句玩笑话,恐怕连上海市市长可能也不一定清楚这个气价,更别说我当时生活在北京。我连北京气价是多少也不十分清楚,因为家里都是夫人缴气费。


能回答上来完全是一个偶然。在这之前,我偶然读到一张上海的小报,报纸名称我记不清了,大概是《新民晚报》,上面有一篇小豆腐块文章,讲到上海平湖天然气和焦炉气混到一起卖给居民的情况,提到了混合后的气价是1.56元,这个数字就进入了我的脑子里。


朱总理当时一听,第一反应肯定是:这小子是不是顺杆爬,随嘴乱说的,你又不是上海人,怎么能说得这么准确?因为过去有过这样的情况。我陪他到地方视察时,就有干部汇报的数据不实,被朱总理派人当场核实,一旦发现汇报数字不实就狠狠地批评一顿。这次他怀疑我说的不对,便使了一个眼色给他当时的大秘书、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让李伟给上海市长徐匡迪打电话核实。


我只看到李伟几次进出,还和朱镕基耳语,我并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还以为是有其他军国大事。过了一会儿李伟递上了一个条子,朱镕基把纸条反扣在桌子上,拿杯子压起来,继续听汇报。


一直到汇报结束,朱镕基把这个条子拿出来说:我刚才听到汇报里上海的气价,不相信张国宝说的这个数字,就让李伟去给徐匡迪打电话,徐匡迪回复了,说上海的混合气价确实是1.56元,所以张国宝这一次说对了,没有说错。


两天以后,国务院下发纪要,决定成立西气东输领导小组。纪要上还有一句话说,由国家计委一位负责此项工作的副主任担任领导小组组长──通常领导小组组长应该是正职担任,纪要虽然没有点我的名,但是根据这个定语的范围,实际上就是我。我就这样当上了西气东输领导小组的组长。


“专家非常坚持,我拧不过他们”

eo:塔里木盆地是西气东输一线的气源地,当时在项目论证时,对于塔里木盆地天然气资源量掌握的情况如何?

张国宝:当时上游最主要的发现是克拉2特大型气田,产量约在1000多万立方米/天,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主力气田。


没去看这个气田之前,我一直以为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或是在里边。实际上它是在塔里木沙漠和天山山脉中间的过渡地带,是在一个雅丹地貌深部──就如所谓的魔鬼城一样,充满了红色的、起伏不定的地形,里面寸草不生。


地上地形复杂,地底下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的地质学家很厉害,推算出来这里应该有气。所以用了包括人扛肩抬、直升机吊装等办法,在这雅丹地貌中间打下了克拉2井。这是一口一天能产1000多万立方米气的高产气井。也就是说,塔里木的勘探成果已经为开展西气东输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克拉-2附近还有一些具有开发前景的气田,例如克拉3、大北、迪那2等,这些气井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麓陆续出现。虽然当时有的气井还没有完全掌握可采储量,但起码可以知道这里的资源量是很有前景的。


到论证的时候,地质学家的推算认为地质储量在8000亿至1万亿立方米,预计可采储量3000多亿立方米。而我们觉得,远景储量能达到1万亿立方米以上,我在西气东输论证的会议上汇报时,心里多少还有些打鼓,担心掌握的储量不够实现20年,每年200亿立方米的持续供应。


eo:在信心不太足的时候,怎么评估出最后的要达产120亿方/年的运输量?

张国宝:其实,最初盛华仁同志提出的建议是年产200亿立方米,我们也希望按200亿立方米/年来进行设计。


但那时我国已有规矩,凡是重大工程,一定要先进行专家评估,政府官员说了不算,所以西气东输工程也交给了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中咨公司)进行评估。当时评估西气东输的专家组组长是中海油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唐振华,他也是中咨公司聘请的专家委员会的顾问委员,后来还是“西二线”评估组的副组长。


唐振华当时认为,上游可能没有那么多气,而且中国还没有多少人用过天然气,天然气的价格相对较贵,担心下游市场消化不了200亿立方米。因此,专家评估提出西气东输的运量应该砍到120亿立方米/年,管径应该从1034mm缩小到1018mm。


我不认同这一观点,我认为规划应该为以后的发展留有余地。当时其实我们已经设想到,万一塔里木天然气储量不足,我们还可以从中亚相邻的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引进天然气,所以管道输气规模在设计中应留有余地,更何况建设期还有几年,发现的天然气储量只会越来越多,对这一问题争论了很久。我的意见是按200亿立方米/年来设计,工程规划需要留一点余地,就不用日后反复进行扩建。虽然当时看起来,120亿方似乎更有把握,但是万一产量增加,运力就会不足,但这些专家非常坚持,当时谨慎的意见占上风,我拧不过他们。所以最后还是按照专家意见,西气东输可研报告定了120亿立方米/年,管径是1018mm。


但后来气多了,管容和运力不够,中亚天然气也引了进来,又建设了西气东输二线。


eo:所以当时设计西气东输一线时,并没有考虑过未来西二线、西三线的建设?当时是否考虑到了未来进口中亚气的可能性?

张国宝:那时候论证西气东输一线,都还害怕市场消化不良,所以开始时没有考虑过西二线和西三线建设。


对于中亚天然气合作的想法,虽然我们当时公开的文字未提此事,但是在讨论时实际已经设想到:万一今后塔里木的天然气资源不够怎么办?对此疑问当时确实有担心,如果确实如专家所言供气不足,我们就想办法从中亚引进来,每年200亿-300亿立方米。


“各省当时都不愿意多要”

eo:除了上游资源量的不确定性,下游市场的消纳问题也是担忧之一。在您任工程领导小组组长时,对下游市场消纳进行了哪些工作?

张国宝:确实,当时下游有很多的担忧,其一是中国还没有多少人用过天然气,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天然气很贵,用不起;其二,万一用上天然气以后,如果气源不稳定忽然断气了怎么办;其三,各地方政府对“照付不议”(照付不议是天然气供应的国际惯例和规则,就是指在市场变化情况下,付费不得变更,用户用气未达到此量,仍须按此量付款;供气方供气未达到此量时,要对用户作相应补偿——编者注)条款不理解,过去都没听过这一方式,理解成了不管用不用都得付钱,认为是霸王条款。其实,照付不议的英文是take-off-pay。而“照付不议”的表述则会给人一种错觉,似乎是个霸王条款,这其实是翻译的问题。所以针对这些担忧,我们就要到每个省去做工作去进行解释,也让各地的发改委给当地的用户企业做工作。


西气东输工程上游几省主要是过路,包括山西也没有落地什么气。从河南之后,进入到安徽,然后依次到江苏、上海以及浙江,下游市场就主要是安徽、江苏、上海、浙江这几个省。当时各省谁有顾虑,不愿意多要,我们就要到各省做工作,宣传天然气的好处,要各省同意和中石油签天然气购销协议。当时我在北京还专门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请沿线各个省都来人参加,我和中石油的马富才坐在台上进行宣讲。


徐锭明这个人性格和说话都比较急,当时为了宣传西气东输和天然气,他发明了一个著名的词,说这是“鸦片气”──你一旦用上天然气,就知道它的好处了,又干净又方便,一拧阀门气就来了,热值还特别高,“抽”上以后“想戒都戒不掉”。


但这些都还不够,大家还不放心。后来我们又把沿线的省市领导、发改委主任请到塔里木的轮南进行现场观摩。轮南过去是边疆,很荒凉。中石油在沙漠中找了一块空地,等人都到齐后,当场在沙漠里点火,“砰”一声,火焰就高高地窜起来,极为壮观,现场的人都赶紧拍照。我们就是用这种办法来让下游各省接受的。


eo:下游各省的市场最后落实的情况怎样?

张国宝:落实最积极的是江苏,上海也不错,比较麻烦的是浙江,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后遗症。


浙江当时虽然很需要气,但有自己的考虑。因为如果东海有气,就可以在宁波登陆供应浙江,所以我们最初设想以钱塘江为界,钱塘江以北用西气东输的气,钱塘江以南将来可以考虑用东海的气。差不多同时期,在广东和福建建了LNG的中海油到浙江省去游说,希望搞LNG项目。中海油的身段比较低,合作态度也比较好。


这些因素之下,浙江省希望“肥水不留外人田”,当时浙江省副省长王永明就提出成立一个浙江省管网公司,计划自己建设和管理省内管网,中石油只要把气送到浙江边境的湖州或嘉兴上来就可以了。浙江省于是和中海油一拍即合,成立了合资公司。所以现在浙江省内的天然气管网是浙江和中海油合资的公司;中石油本希望通过自己的管线直接送到省内,但浙江省不干,这让中石油挺生气,最后双方合同签了10亿立方米/年的供应量。


我后来曾经找过王永明副省长,说这种做法不妥──供气的不是中海油一家,单独和中海油合资不好,起码也要把中石油拉进来。他表示同意,但已经晚了,和中石油谈不拢。所以到现在为止,西气东输供到浙江的气还是10亿立方米/年,气也只是送到嘉兴或湖州,省内管网跟中石油并无关系。


但就像我汇报西气东输工程所说的那样,东海很长时间没有发现新的气田,后来这一海域还与日本存在争端,情况就更复杂了。如果当时把宝押在东海上,至少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还是没有足够的天然气供应。


江苏省差点也走了这个模式,后来被我否掉了。当时,江苏省包括发改委主任在内的一些干部也想组建一个省管网和燃气公司,人都已经选好了。那时候李源潮同志是江苏省省委书记,具体分管此事的则是副省长吴瑞林,他原来是南京金陵石化的总经理。那年两会期间,江苏省代表团住在亚运村附近的五洲大酒店,晚上我到酒店找李源潮书记,建议他让中石油负责把天然气直接送到省内,不要单独再搞管网公司,具体到下面各市,就让市自己负责,最后李源潮书记接受了我的观点。后来,江苏省认购了60亿立方米/年,江苏省主干网也由中石油来负责建设。


这样一步一步,我们逐渐说服每个省跟中石油签下了照付不议协议。


“各部门的协调非常复杂”

eo:当时是怎么确定管线路径和管输费用的呢?

张国宝:在2000年七八月之际,我们在北戴河向国务院总理办公会汇报西气东输可行性研究工作。当时,我和徐锭明、胡卫平做了个幻灯片,里面有3-4个可选的工程路线方案。


一条就是现在的路线,在陕北走靖边,在靖边可以和陕京管线相联结。出靖边后进入山西省,再从山西到河南,在郑州过黄河;而另一种则不经过山西省,从陕北南下到西安的临潼,从潼关出关进入河南的灵宝;还有一种方案是不走靖边,沿着陇海铁路直接走西安,然后再进入河南。最后选择了第一种方案。


我们当时更倾向于管道走靖边,与陕京管线接起来。因为当时在长庆油田已经发现有天然气,可以和西气东输的气源相互调节,东可送上海,北可经陕京线送到北京。


而管输费和输电费的问题一样,都由价格司决定。定价原则是成本覆盖加适当利润算出来。当时全线的平均管输费是每立方米0.84元,而井口气价每立方米才0.49元,管输费比井口价还要贵,两者相加的价格全线平均是每立方米1.33元。先算出一个全线平均价,然后根据距离远近,各个省的管输费距离远的多一点,距离近的就少一点。


那个时候各省提的意见,管输费应该按照距离远近略有差异。到安徽便宜一点,到江苏稍微再贵一点,到上海再贵一点。后来就按照这个原则给每个省定一个气价,离得近的价钱就便宜一点。


eo: 西气东输的下游市场目标定在了长三角几省。但在设计管道工程走向时,是按照沿线市场潜力,还是工程技术的特点来决定线路走向?如何做好途经省份的工作?

张国宝:主要并不是按照沿线的市场潜力,而是完全根据路线本身的工程特点进行设计的。西气东输经过甘肃的路程最长,要求甘肃省政府做很多工作,要征地又要和老百姓沟通,而其实管道对甘肃来讲主要是过路,但当时的人很讲政治,在西气东输这样的国家任务面前,甘肃省政府一直都积极给予支持。


那个时候要用汽车运送管子,一辆车最多运十几根,一直从东部拉到新疆去。而沿途公路都有关卡,要交过路费,但这些车刷上一条标语:西气东输。关卡每每看到“西气东输”四字,就免费放行。


再比如,西气东输经过河南时,要穿越黄河,向当地农民征用林地赔偿的问题也产生过纠纷。这些问题中石油和国家计委都没法摆平,我们就找了河南省政府帮忙,由地方政府出面与农民进行协商。各地方政府帮着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


再举个例子,当时西气东输管道要在南京穿越长江,负责施工的是台湾的中鼎公司,因为他们有江底穿越的建设经验。江底隧道穿越的工程建设其实很危险,因为如果施工过程中一旦停电,江底下一片漆黑,水泵一旦排不了水,会发生灌入江水淹掉的可能。为了保证安全,就一定要有多条供电线路供电,其中就要从南京的栖霞山接一条线路,当时江苏省南京市都无偿地照办了。沿途有很多这种感人的事迹,尤其是像甘肃、河南等省份。故事太长,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eo:正如您刚才提到的,管道工程牵涉到多个省份及诸多部门,如何协调?

张国宝:这项工程涉及很多部门,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比如,西气东输要经过的地方很多已有铁路了,管线要从铁路底下钻过去,需要铁道部同意;同样,穿越公路要征得交通部同意;穿越黄河、长江等河流要征得水利部同意;占用林地要林业部同意。西气东输要三次穿越黄河──两次要从河底下穿过去,黄河是游动的,在郑州的黄河河道有20多公里宽,要用五段顶压法穿越。要打五口沉井下去,在井下把管子顶推过去,再从下一个井冒上来,然后再从第二口井往下一个井顶推,这需要很多部门的互相配合。比如小浪底调沙调水了,如果没有通知施工人员,那这口井就被冲掉了。又比如,管道要经过罗布泊原子弹试验地的一角。这里属于军事禁区,所以必须要有中央军委的同意才能穿。


还有很多想象不到的问题,比如文物局突然提出意见,说管道穿过古长城了,不能穿。甚至到了上海,还有问题。当时进上海的第一站要经过白鹤镇。这个地方有个棚户区,有很多仓库,所以上海希望管道经过此地,正好进行拆迁工作,但对中石油来说,这样要多花很多的钱,他们就不愿意走。这些工作都需要我们出面进行大量的协调。


在上海的事情上,就是我出面去找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韩正,最后韩正市长协调才解决的。所以,这里面各个部门的协调非常复杂。



“不能为了合资而合资”

eo:西气东输项目最初计划与外国合资建设,但从2000年到2004年经历了四年的谈判,最后合资计划并没有实现。回头去看,当时为何需要国际合资?

张国宝:2000年2月14日开国务院会议时,朱镕基总理主张西气东输工程跟国际上的大油气公司进行合资。一是我们中国还没建设过这么大型的管道项目,没有经验,而通过和大型石油公司合资可以获得很多建长输管道的经验。他说,气源在我们手里头、市场在我们手里头,只是中游管道合资,怕什么。


大家都觉得这个想法很好,所以一开始,全部方案都是按照跟外资合资来设计的,并且公开宣传,表示这个管道工程愿意跟外商合资,欢迎外资企业来投标。中石油广发“英雄帖”,发了80多份招标书,初筛选了19家,再之后又评了3家,最后才变成1家,最后确定了壳牌为合作方。


和壳牌谈判了两年多的时间,但最后以失败告终。双方存在争议的地方非常多,所以尽管我们做了很多让步,最后仍然谈不拢。我觉得,外商思维方式和文化上与中国的差异,是谈判失败的根本原因。


举一个小的差异细节,在中石油和壳牌谈判的最后阶段,一度准备谈妥,在人民大会堂要举行合作备忘录的草签仪式。壳牌当时派来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住在建国门桥的凯悦饭店。那天的原计划是由当时的副总理吴邦国主持签字仪式,由朱镕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代表团。


仪式当天,壳牌的人却不见踪影。因为前几天,他们听到一个消息说中国的涉外税制要改变。老的外资法对于外商企业实行的是“两免三减半”,就是两年免税、三年减半征收企业的所得税。而壳牌听到消息说要统一改成国民待遇,就是国内和国外企业都按照23%征收所得税,而此前国内企业的所得税是33%。


壳牌因此很不放心,税率一变就会影响他们的收益。所以,他们就跑到财政部去问。事实上,当时财政部的方案可能正在酝酿当中,并没有形成正式文件,就给出了比较含糊的回答:我们的税制不会产生大的变化,而且即便有大的变化,也不会影响到这个工程的收益。财政部这个同志的回答,还是从促成这个项目合作的角度来考虑的。


但壳牌则表示,他们要跟董事会去汇报,需要有书面证明。财政部也破例出了个函,我们现在叫“安慰函”。函上就说:我们国家的涉外税制不会产生大的变化;即便产生变化,也不会使这个项目的收益受到大的影响。写这个函的人可能认为这样写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外国人拿了这个反倒更不放心。中国人都讲大概齐,而外国人一定要有数量概念。不会有大的变化,变5%算大还是变15%算大?不会使我的收益受到大的影响,大的概念是什么?


当时的税制也还只是一种讨论,并没有定论,财政部因此不可能给壳牌出函解释“大”的概念。所以,财政部就拒绝进一步解释。因此,草签仪式的前一天晚上,中石油的马富才还在与壳牌直接进行谈判,一直谈到半夜,壳牌就是不签字。


而我则是夹在中间,这边领导人以为你们谈好了等着接见;另一边,壳牌不肯出宾馆,我很着急也很尴尬。就跑去跟曾培炎汇报,曾培炎表示,可以由发改委出个安慰函,向壳牌解释一下情况。


但安慰函要翻译成英文,当时找了发改委里面英文最好的人来翻,一个是现在在美国当经济参赞的李斌,一个是现在国家能源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顾骏。安慰函表示:“财政部说,税制不会有大的变化,实际上是没什么变化。”但“大”字怎么翻译?no significant change? no big change?想了很多词,越说越不对,越说越糊涂。最后,我开玩笑说那就不用翻了,就用汉语拼音“DA”算了。


最后壳牌也接受了这个安慰函,他们也着急,因为这毕竟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而且这还不是最后的合同签字,只是一个意向草签,所以这次壳牌签了。


类似这样的差异非常多,最后壳牌的董事会无法通过,壳牌和中石油对于投资回报率等问题也都难以谈拢。


eo:我们手上有一份材料讲到当时合资的方案,是中石油50%的股份,埃克森美孚、壳牌、俄罗斯天然气各15%,另外中石化5%。为什么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在筛选过程中退出了?中石化后来为什么也退出了呢?

张国宝:首先,我们当时内部讨论,认为Gazprom不行。俄罗斯一直是计划经济体系,此前还没有与外国企业合资的实例,把它弄进来,我们担心将来的董事会估计会吵得一塌糊涂。大家对俄罗斯天然气公司还是不大能接受。最后就想劝俄罗斯不要参加,朱镕基在接见Gazprom公司的时候,亲自和他们说,大意是我们这次的管道工程很庞大、很复杂,你们就先别参加了,将来在别的领域再合作。俄罗斯人接受了,也就退出了。


中间过程的确是有中石化。当时,李毅中是中石化的董事长,他非常想参与这个项目。李毅中是比较讲政治的,一是这么大的全国性工程中石化不参与觉得不好。二是中石化在新疆还有塔河油田,合并进来的新星石油公司在新疆原来也有一块油气田。所以在他的力争之下,就给了中石化5%。但后来外资撤出后,中石化只有5%的股权,考虑到对项目没有什么话语权,就全部退出来了。


eo:中石油对于与外资合作的态度是否有过变化?现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您怎么看待中止与外资合作的决定?

张国宝:中石油开始时对与外资合作的态度是贯彻国家的决策,是积极的。但后来壳牌要价太高,中石油认为一旦合资,我方会吃较大的亏;而且管道项目外资合作的初衷是因为我国缺少经验,中石油认为自己可以努力进行攻关。他们因此多次来找我谈,表示不希望合资了。开始我还劝他们──这是朱镕基总理决定的方案,而且朱总理讲了,(上下游)两头在手里我们怕什么?中间管道我们还可以学到很多经验,比如储气库我们还从来没建过,怎么建都不知道……但马富才的观点则是,这些技术就是一层窗户纸,虽然现在不知道,但自己一旦建了可以慢慢掌握;既然两头都是我们的,中间我们自己也能干。


最后,经过反复的研究和汇报,我们还是尊重了企业的意见。如果能达成合资协议,我们可能会觉得很振奋,这会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合资企业。但如果确实谈不拢,那么我们仍然要以国家和企业利益为重,不能为了合资而合资,合资并不是政府强制的目标。


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中止合资的决定是对的,当时最大的担心是经验不足,想通过外商合资来弥补。后来证明,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包括技术、材料设备、管理问题,我们还是能够胜任的。而壳牌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后悔。


“国产化需要开明用户的支持”

eo:正如您所说,当时对于工程所需的材料和装备有很多担心。

张国宝:是的。首先钢材就不会做。西气东输管道的压力定的是10MPA,埋在地底下的管材需要保证抗腐蚀、承受输气压力等因素,需要用X70钢。我们国家以前从来没有生产过。当时我们找了国内最著名的几家钢铁厂,包括宝钢、武钢和鞍钢进行攻关。这些国内顶尖钢铁企业研发出来了,他们第一次就参加了投标。


第一轮投标,马富才来找我谈话:投标的结果是韩国公司的报价最便宜,中石油作为投资业主是按照谁便宜买谁,还是要扶持国产化?我当时也很矛盾,如果按照价格和招标原则应该选韩国人,但国内企业已经投入攻关,生产出来了,怎么处理?后来国内有企业向我表示,韩国公司的报价有蹊跷,很可能是为了把国内企业打压下去,故意报了个比成本低的“跳楼价”。那时候还没有反垄断这种概念,他们也不会拿起这个武器,企业也只知道找政府反映。


我就回复马富才说那你就买点国内的吧。马富才说,“中石油是企业啊,我建造成本1400多亿元,能省就省,买国内高价的,那么工程的造价成本就上去了。”企业家的角度确实也很有道理,既然韩国钢材便宜,就买韩国的好了。所以第一轮招标中石油买了不少韩国的钢材,也买了一点国内的。但第一轮招标量很小,我想的是,如果韩国公司的价格确实是“跳楼价”,弄虚作假只能做一次,长期亏本不可能,他们不能永远作假。


后来这个判断果然被验证了,第二轮招标时,由于第一次招标价格亏本,韩国浦项钢厂总部把第一次投标的负责人撤职了。因此,在第二次招标以后,都是用的国产钢材。


后来X70也不够了,管子压力要求输送容量更大了,又出来X80,现在已经到了X90、X100,这样就填补了我们国家钢材的一个空白。


eo:除此之外,我们需要对哪些装备进行国产化攻关?

张国宝:其他重要的设备主要是长输管道的压缩机、燃气轮机以及40英寸的球阀,这些装备我们当时都不会做。所以,西气东输一线的压缩机和燃气轮机几乎100%用国外产的,都是英国罗罗公司中标,这家公司的主业就是飞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


一线工程4000公里,距离很长,每隔一段距离就需要有压气站加压,管线沿途要经过若干个加压站,而每个加压站里都有若干台压缩机。有电的地方,就用电来带动压缩机。但在荒山野岭渺无人迹的地方,往往没有电,就只能用燃气机组加压缩机组带动,由它本身的气带动燃气轮机做功,再带动压缩机加压。这个设备国内做不出来,因为压缩机每分钟4000多转,要求的速度非常快。我当时也曾问负责工程的人,能不能改用国产装备。他们一句话就把我噎回去了,他们说:要是用了国产的,一旦出了故障,下游有1亿-2亿人用不上气,谁来负责?所以第一轮全部买的国外的压缩机。 


我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一定要把这些设备的国产化攻下来,所以布置了能源局科技装备司去负责此事。压缩机,让沈阳鼓风机厂做;燃气机,最早找的是中航工业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厂,但他们要价太高,而且什么都要求以他们为主,所以就选了另外一家中船重工哈尔滨703所,他们的主营是船舶里的燃气机,态度比较好,愿意合作。电驱部分则由哈尔滨电机厂来做电机。为此,这些企业进行了大量的投入,而且还做了试验台。


但设备做好了,企业还是不敢用,你怎么能保证不出问题呢?这要求用户要开明。廖永远当副总经理时分管这块,和我在西气东输工程中一直有很多配合,我觉得他很开明、很有激情,也很支持国产化。当时,下面的人一直不放心,想买国外的设备,廖永远就一直做下面的说服工作。我们商量,选定陕西高陵压气站作为第一个试验站,压气站一般共5台压缩机,4开1备。4台用进口的,备用用国产的,甚至可以用备用的先开起来,如果有问题,还有进口的在备着。因此,压缩机和电驱研发出来以后,就慢慢用上了,这两种设备目前在西气东输已经全部国产化,只有燃压机组还没用上。 


另外,40寸的球阀开也始需要进口,攻关之后也做出来了。负责此事的是机械工业联合会原来的总工程师隋永滨和现在能源局科技司的黄鹂。他们一直很支持装备国产化。现在40寸的球阀,基本上是国内做的。


这三样最主要的东西,一个压气机一个燃气机一个球阀,统称“两机一阀”,这样就基本上实现了国产化。西气东输三线中,目前基本都采用国产的设备。


eo:西气东输工程建成后,行业似乎受到了启发,开始了更多的管道工程建设,如“川气东送”,但在这一工程里,对天然气应该外送还是在四川就地消化,存在很多争议。您怎么看管道外送和天然气就地消化的问题?

张国宝:文革后,华国锋当总书记时提出的一个工程叫做“川气出川”。陈同海接任中石化的总经理后,把“川气出川”的口号又捡了起来。


当时,中石化在普光发现了新的气田,他们希望比照“西气东输”喊出一个响亮的口号,所以要搞“川气出川”。后来就在北京的怀柔开会进行详细的论证,中石油、中石化的专家组都去了,我是会议的主持。


我其实不主张搞“川气出川”。普光的现场我去过,发现普光气田是很让人兴奋的。但那时候四川年年为天然气告急,四川省天然气供给不够,普光在川东,而川西天然气不够,急需供应。比如德阳这些川西城市,有很多的工业配置,如东方电机厂、二重等等,而很多工业都需要用天然气。所以,那时候我的意见是,如果普光有较大的发现,也可以首先将川西和川东连接起来,让川西用上普光的气;如果以后证明产量确实很大,再去搞“川气出川”也来得及。


但是中石化一门心思要搞这个大工程,在会上拼命力争。四川省当时来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席甘道明,四川省发改委分管能源负责人李亚平,他们坚决不同意搞“川气出川”;重庆也反对,对他们来说,即使川东有气,还可以在川南和重庆搞天然气化工,重庆三峡移民还有很多就业问题。会上两种意见争论得非常厉害,而我基本上是倾向四川的意见。会上争论得很厉害,这个事就撂下了。

我卸任后,“川气出川”的项目才由后来的分管主任签出去了。


“不是因为管道亏”

eo:在西气东输工程设计阶段,预计工程在2013年就可收回成本。但中石油一直表示其天然气管道板块有巨额亏损。为什么会如此?西气东输的管道投资收益情况如何?

张国宝:西一线管道运营本身是赚钱的,中石油成立了西气东输公司,最开始我们希望公司总部放在新疆,但最后中石油定在了上海。西气东输公司单独核算,就是买进来多少气,再卖给下游用户,只收管输费。当时定的平均管输费是每立方米0.84元,现在我估计应该超过1元了。所以,西一线的管道收益还是可以的。


后来中石油把西气东输公司以宁夏中卫为界拆成了两部分,中卫以西归西部管道公司管,中卫以东归西气东输管道公司管了。


但是中石油的整个天然气板块还是亏损的。这不是因为管道亏,而是因为西气东输和进口的中亚天然气接起来以后,国家卖给老百姓的天然气价格一直控制在2-3元左右,但中石油买进中亚天然气在新疆霍尔果斯口岸的门站价已经是每千立方米382美元,换算成人民币超过2元了。


当时,中亚天然气进口是我和已去世的土库曼斯坦前总统尼亚佐夫谈的。当时土库曼斯坦卖给俄罗斯的天然气价格是每千立方米90美元,等我们谈判成功时,土库曼斯坦出口天然气价格已经到了每千立方米200多美元了,现在已经到了每千立方米382美元。按照现在的汇率计算,边境价格约在每立方米2.28元,这还没算上到边境那么长管道的管输费──从西气东输管道接到边境还有1000多公里,如果再加上这段的费用,那管输费就在每立方米1.2元左右。两者相加就已经是3.48元的成本了,但却不能以这么高的价格卖给居民用气。所以,中石油整个公司尽管盈利很好,但天然气板块单独来说则是亏本的。2013年调了一次价应该好一些了。


“重大基础设施和重大装备要有国家意志”

eo:西气东输无疑激发了我国天然气市场,装备行业、能源供应等方面的迅速发展,推动了西部大开发。但我们往往是从经济性角度去讨论一个管道工程,较少从宏观战略的角度去理解一个管道工程的意义。您如何看待西气东输这样的大型基建工程的战略性意义?

张国宝:我常常想起,朱镕基总理提出建设西气东输工程的设想之后,曾经亲自去了一趟新疆。我们在轮南吃的中饭,吃完中午饭以后朱镕基的一段话给西气东输定了调子。他说西气东输管道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后来我的文章也常引用这句话。


中国是个使用天然气历史悠久的国家,《天工开物》这本书里面就有描述,四川自贡用天然气熬盐。用天然气的历史很长,但是真正作为能源来使用,还非常年轻。长庆油田开发有了陕京管线,另一个就是四川盆地。但当时量都不大,只是在区域内供气。因此,西气东输确实使中国天然气行业得到了飞跃性的提升。


从战略意义来讲,如果没有西气东输,后来的中亚天然气管道也就不可能建成。中亚天然气进口之所以能够下定决心,是因为国内西一线已经建成了。中亚进口的天然气,其管线只要跟新疆的西气东输管道接上就行。这无疑为后来的中亚天然气管道的决定和建设奠定了基础。


这给我们一个启示,搞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一定要有超前意识,不能可丁可卯就是这么多,因为基础设施往往会带动更大的发展空间。


可是过去到现在,我们的许多老专家在评估时普遍都有压规模、压投资的倾向,因为我们50多年来就有这类思维的传统──节约,超前就是浪费。这就导致了很多项目,包括铁路、公路、机场,建好了以后容量或运力马上就不够了。前段时间,我在珠海的横琴参加一个论坛,举了珠海机场的例子。这个机场的建设我们之前是受批判的,人们说这是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的典型。珠三角地区原来就有香港机场、广州机场,后来又有了深圳机场,珠海为什么还要建一个机场啊?现实是,后来广州机场、深圳机场不够用,都进行了扩建。珠海机场每年有40%的客流量增长率,现在已经接近500万人次了,而且依托机场还搞了航展,建起了空港工业区,引入了发动机修理厂。如果没有这个机场,航空工业的这些发展不会落到这个地方。


此前,在我主持制定铁路中长期规划时,曾和铁道部及评估专家有过争议。我在规划会上陈词:“有的情况下当前运力没有达到1000万吨,但一旦修了铁路,潜在运力就会诱发出来。运力超过1000万吨需要筑铁路,和运力没有1000万吨,但筑了铁路后运力超过1000万吨,有时是双向影响的。如果不是筑了铁路,石家庄至今可能还是一个庄而不是省会。”


eo:在面对西气东输工程这样的国家性基建项目时,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国家意志和市场的关系?

张国宝:2010年初我陪同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俄时来到海参威火车站,矗立于火车站中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起点标志上醒目地写着西伯利亚大铁路──起于莫斯科,东抵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总长9332公里,跨越了八个时区,这是目前世界上最长、最壮观的铁路。我每次站在这一标志起点面前都不禁浮想连翩:这条铁路建于近100年前,在当时的技术水平和财力下,这么长的铁路经过怎样的论证和决策?而这样一个大型的项目,占当时沙俄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肯定非常大,设想西伯利亚大铁路放在今天中国的环境和程序下去决策,会有怎样的争论和结果?


百年前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设,深刻地改变了近代远东的政经格局,对当时的中国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地缘政治利益。


当然,很多事情应该交由市场来做,但仍有不少重大基础设施和重大装备要有国家意志,投入国家财力。对于重大基础设施往往不能只算经济账,而要考虑政治账和历史账。我认为,政治领导人和经济规划工作者都应以广阔的全球视野和深邃的战略眼光来谋划和决策这类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全文完)


选自《南方能源观察》2015年1月刊